“十二五”已經開始倒計時，中國經濟正在艱難地轉型、復蘇。“十三五”即將開始，肩負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擔，未來五年中國經濟的發展之路難言輕松。

國家發改委近日發表文章稱，7月份以來，經濟運行雖有波動，但積極因素也在不斷積聚；多數傳統產業增速有所下滑，新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繼續保持較快發展，制造業投資結構不斷優化，消費保持平穩增長。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張立群分析，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形成的新的城市集群發展模式，將在很大程度上緩解目前內需不足的現狀，為“十三五”期間的經濟發展提供強勁動力。

本月24日在“中國CEO年會經濟論壇暨首屆商會領袖（天津）論壇”上，張立群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考慮到城鎮化等因素帶動的經濟增長，預計“十三五”時期經濟增速將呈現出前低后高的態勢，前期經濟增速在7%左右，后期可能會比7%高一些。

中國經濟基本面未變

NBD：我們看到近期公布的經濟數字都是不大好看的，包括一些國際知名經濟學家在內的許多人也在唱衰中國經濟，認為中國經濟已經失去了人口紅利，債務率過高，甚至出現了“中國崩潰論”這樣的說法。您怎么看？

張立群：我是不贊同這些說法的，我認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面到目前為止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人力資源、儲蓄和資金以及技術的供給條件都沒有大的變化。

人力資源方面，15歲~64歲的勞動人口總量仍然在10億以上，就業人口總量還是7億多，與勞動年齡人口總量比較差距明顯。這表明中國人力資源供給條件沒有發生明顯改變，所以說總體仍處于勞動力利用不充分狀態。資金供給條件也沒有發生明顯改變，2002到2014年，中國國民總儲蓄率持續保持在40%以上的較高水平，目前人民幣存款余額達到132萬億元，其中個人存款余額53萬億元，支持經濟發展的儲蓄和資金供給仍然比較充足。技術和制度等方面的條件也沒有發生明顯改變。

2002到2014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9.92%，如果以這一中長期的產出水平為依據，則中國目前的潛在經濟增長率在9%以上；考慮到持續高增長造成的資源配置效率降低，加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條件后，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至少也在7%以上。

NBD：但是我們看到目前的經濟發展中確實遇到了很多問題，您認為什么問題是最關鍵的？

張立群：現在的核心是城鎮化問題，具體表現就是大城市裝不下，中小城市缺少就業機會，這個矛盾集中表現在對需求的制約上。

中國過去一直是城市分散發展的模式，各自為政，這種模式會導致城市間差距越來越大。大城市由于各種原因，在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等很多方面發展較好，人口和產業的聚集度不斷提高，越是提高進步的動力就越強。

可是這就導致大城市裝不下，而中小城市人們又不愿意去，我認為這是目前我國城鎮化一個非常突出的矛盾。

這個矛盾已經導致汽車和住房兩大市場都在調整。大城市車太多，堵車嚴重，于是越來越多的大城市出臺了限購政策，使得汽車市場明顯降溫。從2002年到2010年，汽車銷量年均增長24%，但是2011年到2014年，年均增長只有7%，今年1到7月份同比增長不到3%。

房地產方面，大城市人口多，可是近幾年大城市建設用地緊張、拿地難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可以看到城鎮商品房的銷售面積，從2002年到2009年年均增長19.8%，2010年到2014年年均增長只有3.6%，其中去年是負增長7.8%。

這兩大市場的降溫，導致了對重化工業需求的降溫，對能源、裝備制造業需求的降溫，內需增長開始降溫，這一系列的變化就是經濟放緩。

京津冀探路新型城鎮化

NBD：這樣的降溫會不會在長時間內造成經濟增速下滑？

張立群：我們不能把由于這些原因導致的階段性需求不足和增速換擋，視作中國潛在增長力持續下降的表現。

中國的城鎮化正在探索新的模式，將從過去各個城市分散發展的模式，轉到城市群主導的模式。這種模式就是實現在城市群范圍內的同城化，大、中、小城市在基礎設施配套水平以及基本公共服務保障水平上實現同城化。

這不僅有助于提高城市的承載能力，使得產業在大中小城市間合理布局的空間明顯擴大，也將擴大就業和人口在城市間轉移的空間，進一步為汽車市場的發展、住房市場的發展提供支持。

隨著新型城鎮化的推進，由房地產和汽車市場的發展而帶來的國內需求增長潛力會不斷增大，中國經濟增長的市場空間可以得到有效擴大。

所以我說“十三五”期間中國經濟的潛力非常大，也不贊同中國經濟下臺階的說法，目前中國經濟是階段性的調整。

在這個基礎上，我判斷中國經濟在“十三五”期間將會呈現“前低后高”的態勢，經濟增速的起點水平應該是7%，后期會更高一些。

NBD：您說到的“大城市裝不下，小城市不愿意去”的問題在京津冀地區是非常明顯的。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應該怎么看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意義？

張立群：我們的城市從原來各自為政的發展，到未來抱團的集群發展，還需要探索和實踐。京津冀目前的實踐，也是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所作的一個重要探索。

這種探索一方面緩解北京承載能力不足的矛盾，另一方面也可以帶動北京周邊城市經濟、社會的發展。

目前北京周邊的燕郊、張家口等地的房地產市場已經開始拉動。未來隨著基礎設施的一體化以及基本公共服務的同城化，我認為京津冀地區協調發展的態勢將會越來越明顯。

轉變發展方式將是主線

NBD：從企業角度來看，您認為“十三五”期間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么？

張立群：剛才說過，內需降溫，而外需在經濟危機后也在降溫，所以說中高速增長是新常態的核心特征，短期內是不會改變的。

新常態與舊常態的區別，我認為一個主要區別就是市場從普遍的短缺，轉向了普遍的過剩。在短缺的市場下，企業主要解決有沒有的矛盾，看誰擴張得快，就能掙到更多的錢。但是在過剩的市場上，要求的是解決好不好的矛盾，做到又好又便宜，才能夠在新常態下獲得持續發展。

所以我們現在面對的就是從“做得快”轉向“做得好”，從解決“有沒有”轉向解決“好不好”的機遇，而所有的中等收入陷阱都是在這個時期暴露出來的。

從制度上來看，我們通過放權讓利、增強活力，很容易解決從無到有的矛盾，但是要解決第二個矛盾，中國要真的達到接近日本、德國制造的水平，接近美國創新的水平，對制度的要求就高很多。

因為制度的完善推動人的素質提高、企業素質的提高，由此帶來制造水平的提高、工作水平的提高、政府效率的提高，這些才是中國能夠在新常態的背景下開啟新發展的關鍵。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轉變發展方式將是“十三五”期間的一條主線。

NBD：您剛才也提到國際環境的變化，今年前7個月外匯占款已經下降了6612億元，您認為從宏觀經濟的層面，國內的流動性是不是已經比較緊張？

張立群：從7月份的金融指標來看，包括社會融資指標、貸款增長以及資金價格，目前資金形式還不是很緊張。

但是隨著美國經濟的逐步恢復，美國的貨幣政策也在進行調整，其他一些主要國際貨幣政策也在調整，這就導致資金的流動方向發生了改變。

現在資金外流的速度有所加快，要保持國內合理的流動性，就需要密切監測，適時適度地采取措施，來補充由于外匯資金流出導致的市場流動性問題。

不過貨幣政策的基點應該著眼于國內流動性的適度，在這一基礎上形成人民幣和其他多種國家貨幣匯率合理的、大體平穩的調整，目前人民幣匯率還是在這個方向上變化的。

目前這種變化對于外貿出口企業的發展條件的確是有積極影響，但是由于目前人民幣貶值幅度并不是很大，和歐元、日元相比貶值幅度要低很多，所以對于出口的影響還是有限。